市农机技术服务队，且担任分队长，到各区县巡回检修这些农机具，同时主办电工机手培训班，给他们讲课……于是，我很快就成了本村机手们的师傅。

农民是现实主义者。他们根本不信张春桥之流宣传的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一看我这个老下有真本事，“臭老九”也能变成“香饽饽”。机手们轮班请师傅到家里来喝酒，您别忘了，他们可是本村的“高干子女”呀，所以，不论大队革委会主任、党支书，还是生产队长们，全都具有咱中国人“尊师重道”、“礼贤下士”的传统美德，用他们最高级的饭菜招待我：夏天是小米水饭、煞黄瓜菜！您先甭笑，俗话说，“家财万贯，吃不起小米水饭”——小米干饭用凉水一过，特爽口，一顿能吃一斤，而黄瓜条儿用盐和醋一“煞”，再点上香油，更是下饭的冤家。冬天是烙饼摊鸡蛋——这是平谷县农家“接姑爷”的规格。再高一级，则是京东肉饼了，也款待过我，那是赶上宰猪的日子，平时村里没肉吃。

有了这段经历，足以使我相信，就算把江青、林彪、张春桥捆在一起，也休想打倒“臭老九”！

放到深山区，才认识了水的价值和艰难

“半夜驴铃响，火把点点亮，下山驮水忙”——这是我在一篇调查报告里描述李家峪村民寻求生活用水的情景。上级要搞农业机械化试点，人手不足，抽调老下帮忙，因此我便来到了大华山公社的大峪子大队，“一进大华山，石头连着天，来到大峪子，磨破鞋底子”。我们首先发动社员在山坡和荒河滩植树。25年以后我重访大华山时，那些荒山秃岭已是“果树缠腰，松柏戴帽”，河滩地也郁郁葱葱。功在群众，但也浸润着我们老下的汗水。

此时我是“亦工亦农”的老下，各村转。住进深山村李家峪，才认识了水。这里历来蓄存雨水，农户用缸和小水窖，集体建有蓄水池，以解决人畜饮水。雨水不洁。小水窖里孳生孑孓。生产队和农户都养驴，它是山区的主要畜力，驴群也到池边饮水，泥土和驴粪便落入蓄水池。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。村民说，“李家峪的男女老少，人人都有半肚子泥球，半肚子驴粪蛋儿！”

这样的水也贵如油。村民们“一水多用”：先淘米，澄清后洗菜，再澄清后洗脸（全家人用这半盆水，当然不能搓肥皂），再澄清后洗碗筷，此后已无法澄清了，便用它煮猪食。老下是接受“再教育”的，自然应该依法用水。但有一点特殊化——我把脏衣服攒起来，每月回城时，大洗三天——可算有了自来水啦，情不自禁地天天洗澡，放量喝茶，想把自身里里外外冲刷干净。

每逢旱季，李家峪的蓄水池干涸，便出现家家赶着毛驴，打着火把下山，往返20公里驮回两桶水来的夜景。白天还要抓紧这无雨的时节，清除水窖和蓄水池里的淤泥，并且修补渗漏的地方。他们年年打井，从未见水，却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打出井水来的希望。在国家投资、贷款和工厂支农小分队的协助下，李家峪全村出动，昼夜修路，架电线，还钻出了一眼百多米深的机井。村民第一次吃到清甜的井水，真是欣喜若狂啊！

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，虽然“文革”还没结束，极左派的嚣张气焰也受到了打击。1972年，老下们陆续回城工作，我也被调回市农机局。现在想起来很有趣，我的工资、档案回城了，人和行李却没走——自愿要求留在大华山蹲点，继续我们的农业机械化试点工作，一直干到1978年，我写的第一部电影开拍，故事内容就发生在我下放的这块热土上，所以影片的外景地还是平谷县。

连下放带蹲点，我在平谷县农村生活了10年。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我又爱上了文艺，两年拍了我的4部电影，连农机局都说我“不务正业”了，只好49岁大改行，调到作家协会来“爬格子”。但我还是热爱平谷农村的，多次回去参观采访。在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指引下，农村发生了巨变，我的机手徒弟成了乡镇企业的厂长、经理，就连当年双手捧个鸡蛋换枝铅笔的孩子，也比我这个作家有钱。李家峪有5眼机井，还有了汽车、拖拉机、工厂、商店、学校，林茂粮丰，是联合国认定的水土保持先进单位，真是换了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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