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5年前，“文革”初起时，我是北京农机研究所的秘书，所长横遭批斗，我也跟着倒霉，被本所红卫兵抄家，搜寻所谓的“黑材料”。既然他们决心找茬儿，那就一定能够找到“罪证”，果然在我起草的《科研工作条例》中查出一句要命的话，“不立不破”——白纸黑字，如获至宝，大会批判，小会攻心，大字报勒令：必须坦白交待是谁唆使你公然对抗“最高指示”所说的“不破不立”？当时我还年轻，并不懂得这“破立”之间的辩证法，只是从国家科委制订的《科研十四条》里引用了这句“不立不破”，而且上下文都有说明，指的是：在新的规章制度没有订立之前，不得任意改变原有的科研工作程序。譬如，“新型号的农机具，必须经过样机性能试验，大面积田间生产试验，提出数据完整的试验报告，由上级召开专家鉴定会，批准定型之后，方可成批投产制造。”坚持这种程序，可以避免领导一点头，报刊一叫好，新设计的农机具就匆忙投产，成批制造又成批报废的巨大浪费。因此，从工作实际出发，我是任其批斗，监督劳动，下放“再教育”，也决不承认“不立不破”属于“反动思想”。

岁月飘忽，转眼35年过去。回想往事，“破字当头”，我们的确破掉了许多不应该破除的好东西。红卫兵“破四旧”，把广州黄花岗“七十二烈士”的墓碑砸了，把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大罢工时亲手栽种的梧桐树砍了，把名山古刹的金刚罗汉打得缺头断臂，真不知毁坏了多少历史文物，多少无价之宝。说声“玩物丧志”，连朱德委员长都把他心爱的兰花送到北京植物园去了，一位园艺师告诉我，有时候朱老总还悄悄地来看看他的兰花。整个北京城，老百姓家里的盆花和金鱼缸也被砸掉，虽说这不是重要物资，然而，古都北京养植菊花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养金鱼也有3百多年了，这一砸，许多珍贵的菊花和金鱼品种从此失传。小事一桩吗？但这也是糟蹋文明啊。江青还曾亲自出马，批判国家主席夫人戴项链，又命令中山公园铲除各种花卉，在花坛里种萝卜，浇大粪，搞得臭烘烘的，难道把公园改造成菜园子就是革命么？

这些类似笑话的荒唐事，说几件也就够了。然而它在人们的心灵里，却留下了深层次的恶劣影响。中华民族有许多传统美德，譬如尊老爱幼。“文革”前，北京的公共汽车上，青少年给老人和带小孩的妇女让座，是很普遍的事情，谁若不懂事，没让座，别的乘客也会提醒他，可惜现在你就很难看见让座的了，更没有哪个大胆的敢提醒不懂事的年轻人。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斗得六亲不认，遑论孝道！北京就有一位八旬老人，他的4个子女都工作了，其中还有党员干部，结果是老爹没人赡养，常挨饿。这样的子女，连人性都没有，你还能跟他讲党性吗？从这次“严打”揭露的案情里看到，有的歹徒人室抢劫、强奸，然后还要杀人，还要放火焚尸，其残忍的心理令人发指。汪曾祺写的微型小说《虐猫》，说“文革”时红卫兵在胡同里打人，小孩子便在四合院里打猫。我不知道，今天这些道德沦丧的杀人犯里，有没有从小就喜欢打猫的孩子？

虽然今天还没见到哪位仁者智者写一篇《文革三十年祭》，但是已经能够从道德沦丧的种种事端看见“文革”的恶劣影响。我们不是常说，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吗？因此，精神文明建设，也别忘了讲讲那十年历史。这也是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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