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6年过去了，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依然活在我们心中。他那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《骆驼祥子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、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、《四世同堂》……上千万字的文学、戏剧作品，仍然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观众的喜爱，继续出版，不断上演，演遍了亚、欧、美洲，其影响超过了先生在世时。他笔下的北京市民：祥子、虎妞、程疯子、王利发、祁老太爷，是我们永远的朋友，是咱北京人的艺术典型。人民艺术家不朽，作家老舍虽死犹生。

作为晚辈，我多次受到先生的教诲，往事历历在目。1945年夏天，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念初一的时候，老师留的暑假作文题是《独立采访》。采访谁呢？爸爸出了个主意，“去看看你二爹吧！”北京话二爹就是二叔，老舍并不是我的亲叔叔，我们都是满族，两家是世交。我家住在重庆远郊歇马场，清早我和弟弟走了20里山路，满头大汗来到北碚舒家，吓了二婶胡絮青一跳，“哎呀，你妈妈也真放心，让两个宝贝儿子自己翻山越岭地走着来啦！”洗洗脸就吃午饭了，二婶蒸的碎子油（便宜的猪网油）韭菜馅包子，我走饿了，一口气吃了8个，二爹很认真地说：“孩子啊，悠着点儿，咱可还有下顿儿哪！”

1986年，老舍夫人胡絮青女士（右坐者）到北京市一个看守所给失足青年送书。我（左一）则是去给失足青年讲课的。

我说明来意，二爹便领我参观他的书房，给我讲解“文房四宝”，当时他正在撰写小说《四世同堂》，让我看了手稿。还有几本纪念册，是朋友们的题词，许多草字我看不懂，只认得两句，“换他肉二斤，写稿三千字”，可见，当时国统区的大作家如老舍者，生活也很清苦。

舒济、舒乙还给我讲了他爸爸的笑话：一天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老舍要留客人吃顿饭，悄悄地拿了一套旧西服上街，去当铺里卖了，再到菜市场买肉，碰巧看见一个卖猫头鹰的，老舍爱猫，就用买肉的钱把这只漂亮的猫头鹰买回来了，孩子们争着给它喂食，馒头、白薯都不吃，原来这家伙只吃肉。老舍对猫头鹰说，“连我都没有肉吃哪，你请便吧！”就把它放生了。

我把这次采访的见闻写成作文，老师给了高分，还在课堂宣读和登上墙报。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，使我更喜爱国文课和认真作文，尤其是树立了写作的自信心。我18岁参军，19岁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。

1953年冬，朝鲜停战，以贺龙将军为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前线。老舍是副总团长，率领一个分团到我们部队慰问，他告诉军政委，“我有个侄子是志愿军。”这天，军政委陪着老舍等艺术家在我们师部大防空洞里开联欢会，只有营以上干部才能参加，我这个排级干部无缘进入。忽然协理员来叫，“你是老舍的侄子，怎么不早说？快来，戴上军功章！”7年不见，我已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，站在二爹面前行了个军礼。他从头到脚打量着我，深情地说，“你就是大年哪，都长胡子啦，可还不能算胡须，只是一层茸毛。立功啦，好，有四个军功章啊！”他仔细询问我的情况，我当着军政委的面汇报说，停战了，上级动员我们高中学生回国考大学，我想读中文系，毕业以后当作家。

不久，老舍先生让军政委转来一封信，对我进行了直率的批评，“谁想当作家都好，那就拿出货色来！我已经五十五岁了，不是还要到朝鲜来深入生活，向志愿军同志们学习么，大年，你正年轻，要是真想从事写作，就不要脱离现实斗争生活。”我一时想不通。后来看到先生在数九寒天登上马良山，深受感动，他有寒腿，拄着手杖，行走不便，还坚持要到火线采访，那300多米高的山坡，被炮弹炸得浮土一尺多厚，根本无路可走，是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上去的。他在战壕和坑道里采访战斗英雄，与“最可爱的人”开座谈会，收集创作素材（回国后不久就发表了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）。我才22岁，怎能不接受他的指教呢！

由于“反右”的问题，我虽然没戴上帽子，却被部队“复员处理”回到故乡北京。我的父母早已去世，老舍这位二爹是北京市文联主席，想在文联或文化局给我安排个工作，不成；他拄着手杖亲自领我到北京人艺，恳切地说：“我送这个侄子，来给你们当文艺学徒，搬布景”，还是不成。二婶告诉我，“老舍是个空架子，没权。”

我失业了，穷而为文，卖文糊口，小说、剧本、诗歌、相声、小人书，乃至谜语、笑话，什么都写。谁教我？除了到图书馆看别人的作品，就是请老舍先生看稿指教。我的一首500行叙事诗《冰山卓玛》，天津《新港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