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志决定发表，但要“单位证明”，我没有单位呀，老舍先生就写了一封亲笔信，“这是个可靠的青年，与我相识多年，我正帮他找工作……此信权作个证明吧。”可惜还是不行。最后由“转建委员会”出了个证明：“复员军人，政治可靠”，作品才得以发表。此事我没敢对老舍先生说。这首诗受到好评（32年以后还被选人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），得到100元稿费，给我家缺奶的大妞儿买了不少奶粉，同时我也受到鼓舞，又写了一首长诗《菜农传》请老舍先生指教，没承想，他给我泼了一瓢冷水，“字写得不错，句子也通顺，可是写得太实，黄瓜、茄子不是诗！明说吧，你没有诗才。今后甭再写诗啦。”“那我应该写什么呢？”“带个小板凳儿，到天桥去跟老百姓学说话！试着写点儿短篇小说，长期当文艺学徒。”

这年我28岁。长期当文艺学徒，跟老百姓学说话——先生的肺腑之言，使我终生受益。

36年前，先生愤然辞世时，我也处在挨“批斗”之中，他们逼我坦白交待与老舍的关系，鄙人只能以沉默相对抗。不知这篇短文可否算个“补充交待”？岁月飘忽，斗转星移，我已供职22年的这个北京文联，正是先生呕心沥血领导过16年的同一个单位。许多老同志，老作家，像吴组湘、端木蕻良、曹菲亚、林斤澜、邓友梅、刘绍棠、葛翠琳、李克，都讲述过老舍先生的许多故事。北京、山东，中国、日本、欧洲，都成立了老舍研究会，大家经常聚集一堂，研讨老舍不朽的作品，谈论这位语言大师的风格和人品，赞扬他与北京市民的血肉联系。

真是，说不尽的北京城，说不完的老舍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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