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友梅的人生经历，如果不说带有传奇色彩，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。从他沉甸甸的作品中，可以读到这种深厚的生活积累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和对平民百姓真挚的同情心。我想建议他写一部自传体小说，那一定能够使读者看到，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交织得多么紧密。

友梅与我同庚，九一八国难前后他和我分别出生于天津和北京，日寇的侵华战争给我们带来了苦难的童年。属羊的，他大几个月，春天的羊有草吃，11岁就参加革命工作，是个给八路军送信的小八路；我是秋后的苦羊，没草吃，当了小难民，辗转逃难到云贵高原去了。友梅这段美好的革命生涯也不长，在日寇残酷的“大扫荡”时，部队经常转移，小孩子成了累赘，说好听点儿，为了安全，保护革命的种子，组织上把他送回了家。他家境清贫，就在天津当学徒工。不久被“招劳工”骗到日本的化工厂当苦力。日本投降前夕这些工厂已被美国轰炸机夷为平地，工人也遣散了。邓友梅回国后，1945年再次参加革命，进入新四军文工团。那年他14岁，文工团要演戏，戏里男女老少都有，所以就收留了他这个聪明的小演员。中文聪明二字有讲究，一个从耳，一个从目，也就是说，多听多看人就聪明。邓友梅生于大城市，当徒工，没少看不花钱的蹭戏，也常听不花钱的相声、大鼓、评书，当小八路，经过日寇“大扫荡”以及日本工头的打骂虐待，诸多经历，是今天十几岁的孩子无法想象的。而新四军文工团又是个很好的革命文艺大学校，培养出许多文化名人，仅我听说的就有文化部副部长丁峤，作家茹志鹃，诗人顾工，剧作家沈西蒙、梁泉，导演黄灿，画家彭彬，书法家姜2001年5月，邓友梅70岁生日时，我和他（左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。东舒，作曲家沈亚威，音乐指挥胡德枫，表演艺术家白文、铁牛。邓友梅自幼好学，文工团是他走上文艺之路的第一步。前几年我与邓友梅、顾工参加沂蒙山区的桃花节之后，又陪他二人战地重游，才明白了孟良崮这个崮字的意思，原来在大山顶上又“长”出一截圆桶状的山体来，山东话就叫它为崮，沂蒙地区共有七十二崮，新四军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74师全歼于孟良崮，击毙其不可一世的少壮派师长张灵甫，使孟良崮闻名遐迩。我认识吴强，却没问他是不是新四军文工团的？他写的《红日》真实生动，脍炙人口。看来他参加了孟良崮战役。邓友梅和顾工大概没参加这次战役，我陪他们回到新四军文工团当年的驻地，又到临沂新四军总部参观，一路上就没听他们夸耀过自己这段光荣历史嘛。但也有一桩悬案他二人争得不可开交：孟良崮大捷，文工团打牙祭，顾工到炊事班打菜（顾工说是邓友梅）回来的途中偷吃了一个大肉丸子，却没想到这丸子是有数的，一人一个，分菜时才发现少了一个，又不敢回炊事班去要，于是顾工（顾工说是邓友梅）只好“高姿态”不再吃丸子了。究竟是谁馋嘴偷吃了丸子呢？我倒觉得顾工的嫌疑大些，因为邓友梅在中国作家协会当了十年“外交官”，生猛海鲜麻辣烫，什么没吃过？他亲口对我诉过苦：陪外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宴会绝对吃不好，最养人的还是家里的小米粥啊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敢在新四军偷吃丸子，而且半个世纪过后还不认账，这点聪明和狡猾，莫非也是作家和诗人所特有的本领么？

1950年邓友梅调到北京市文联工作。19岁，是个“年轻的老革命”，又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毕业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，小说《在悬崖上》引起轰动，也因此被错划“右派”，妻离子散，被迫搁笔20年。我也当过文工团员，也是19岁发表小说，也有搁笔20年的惨痛经历。人生有几个20年啊？而这20年正是我们最美好的青年时期。当一个人被打入“另册”，长时间地到最底层去劳动，工作，学习，生活，用心观察人生的时候，他就有可能更真切、更清醒地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和心声，对一个作家来说，这比浮在面上好。比蜻蜓点水和走马观花好。只是代价太大了！没有理由要求今天的青年作家去这样“深入生活”，然而我们却赶上了这一茬，“在劫难逃”吗？“因祸得福”吗？反正是不会去写那些无病呻吟和轻飘飘的玩意儿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我们欣喜若狂！有着第二次解放的感觉。当时有句流行的口号：把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！“人到四十五，好比出山虎”，恢复了写作的权利，好像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许多同龄人变成了“拼命三郎”。邓友梅不但是“重放的香花”，而且厚积“博”发，佳作连篇，连续五届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，《烟壶》、《那五》享誉文坛，人物、